2013年4月19日 星期五

拉布之風不可長 (林健鋒)

  立法會繼去年的長者生活津貼拉布戰後,又要迎來第二場拉布戰。下周三表決的《財政預算案》,個別議員合共提出七百多項修訂,即使可以將部分修訂合併辯論,但由於議員可以無限次發言,現時難以預計這場拉布戰要持續長久。

《議事規則》存漏洞

  與上次「拉布」的情況不同,這次個別議員提出「拉布」,是要阻止《財政預算案》撥款,試圖逼使政府派錢及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布」的結果是影響政府支出,因為一旦撥款不能在五月前獲立法會通過,最壞的打算是政府在六月份開始不能有任何開支。

  換言之,屆時所有公共服務將面臨癱瘓,綜援、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等不能發放,公營醫院的醫療服務面臨停頓,學校被逼停課,就連街上的垃圾也無人清理,令香港烏煙瘴氣、臭氣沖天。

共同創造理性空間

  此外,政府在《預算案》中就各項政策為基建項目進行的撥款也將被逼中止,惠及基層、中產及中小企的紓困措施,也不能如期推出,對普羅大眾以及香港經濟都會造成沉重打擊。

  縱然,議員「拉布」非香港獨有,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議會,可以因為少數議員「拉布」便癱瘓議會和政府運作。這反映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存在漏洞,變相讓少數議員利用,通過大量的修訂及發言進行「拉布」。作為負責任的立法會,我們是否應該及早修訂議事規則,限制惡意「拉布」?

  事實上,市民對拉布已感到厭倦。不論建制派抑或大部分泛民主派,近日已紛紛表態反對拉布;近日不少報章的社論,包括不同政治取態、針對不同階層讀者的報章,都以反拉布為主題,可見反拉布已成為社會主流聲音。

  我認為,提出修訂的議員臨崖勒馬,不要提出無意義的修訂;不同黨派的議員亦應該放下黨派之見,研究堵塞《議事規則》漏洞,杜絕惡性拉布,共同創造一個理性的議政空間。

作者: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3年4月19日星島日報)

2013年4月18日 星期四

應重視中小券行的合理訴求 (張華峰)

  雖然本年度的預算案撥款將會受到有議員聲言拉布的影響,但議員們仍先就今年的預算案先作回應。我認為,財爺今年花了相當的篇幅談及發展金融業的想法,一改去年以穩定金融體制為主題,明顯是有進步和積極了。

  但我希望財爺不要只單單描述一幅又一幅美好的前景,忽略了現時不少中小金融機構的營運,其實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亟待當局提出一些短期和實效的紓緩及支援措施。

證監應適當放寬規範

  又例如,政府應與港交所(00388)和證監會商討,要認真聆聽業界的合理訴求,如先前已縮短股巿午巿休息時段,和推行夜期交易;就不宜再一意孤行,宜細加聆聽業界的意見,作出適當的調整才是。換言之,港交所應改變對業界意見不夠重視的做法。

  例如,證監會應適當稍為放鬆對業界的規範,尤其是針對證券行的速動資金(Liquidity Capital)安排,包括代客申請新股認購業務(IPO)時,不用再就客戶的融資額外作出5%的風險保證金;改善按財政資源規則(FRR)下的集中保證金客戶調整(Concentrated Margin Client Adjustment)的規定,讓券行可毋須就借予客戶的款項超逾其保證金貸款總額10%時,作出資本扣減,及證券行存放在中央結算的5%保證基金供款,可被計入速動資金。如不就上述三項規定作出改動,便會不合理地規限了中小券行的資金安排,形同只准中小券行用1元資本做1元生意,實有違一般的商業經營原則。

  若政府任由情況持續下去,中小券行隨時連目前只佔巿場一成的份額都會保不住,除了有違公平競爭的原則,也會令巿場發展愈來愈不健康。試問如果連今天也過不了,怎能還有明天,還怎教業界對前景有信心呢?

簡化重新申領九號牌

  對於財爺在預算案中提出,未來業界要朝著提升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地位的方向發展,的確可以為業界開拓一條新的出路。但由於過往證監以改革發牌制度為名,將證券業所受規管的活動,逐一分拆為十項,並且要逐項收費,令當年不少證券行為了節省成本開支,沒有續繳俗稱「9號牌」的資產管理牌照,也就隨時無緣問鼎新的業務。問題是要重新申領「9號牌」,手續繁複,故政府應與證監研究以豁免或簡化的方式,讓有經驗的證券行,重新取得資產管理牌照。

  至於政府有意推動業界成立「私人財富管理公會」。問題是中小券行在當中有何角色扮演,抑或會否受到進一步排擠?也是值得大家關注的。至於對預算案的其他觀點,下次再談。

作者: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立法會議員張華峰 (刊於 經濟通)

2013年4月17日 星期三

書面質詢:設立銀行分行和自動櫃員機 (張華峰)

  以下為今日(四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提供櫃服務的銀行分行數目不斷減少,對市民的生活造成不便。此外,有長洲和坪洲的居民投訴,指島上的自動櫃員機(櫃員機)的數目並不足夠而且屬不同的網絡系統(系統),因而未能應付居民及假日數以萬計的遊客的需求,導致櫃員機前經常大排長龍,而櫃員機亦因不勝負荷而不時暫停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過去三年每年全港的銀行分行和櫃員機的數目分別為何,以及每年的變動幅度為何;

(二)是否知悉,過去三年每年全港人口與銀行分行和櫃員機數目的比例為何,並按18個區議會分區列出櫃員機數目的分項數字,以及當中易通財和銀聯通寶有限公司系統的櫃員機佔總數的比例分別為何;

(三)政府有否措施(例如向銀行提供誘因或在公共服務機構的處所內提供地方),確保某地區的人口達到指明數目時,區內有基本的銀行服務;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四)是否知悉,過去三年每年各個有定期渡輪服務的離島的居民數目、遊客人次,以及島上設有櫃服務的銀行分行數目分別為何;

(五)是否知悉,過去三年各離島的櫃員機的數目(並按所屬的系統列出分項數字)、使用人次,以及暫停服務的次數分別為何;及

(六)鑑於有市民反映銀行櫃服務近乎絕跡離島,個別系統的櫃員機也經常因為不勝負荷而暫停服務,政府會否促請銀行在各個有定期渡輪服務的離島(特別是長洲和坪洲)增設不同系統的櫃員機,以滿足需求;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過去三年的銀行分行數目載列於附件。

  過去三年的自動櫃員機數目載列於附件。

(二)過去三年全港人口估計與銀行分行和櫃員機數目的比例載列於附件。

  過去三年按網絡區分的自動櫃員機數目載列於附件。

  按全港18區分,最新的自動櫃員機統計數字載列於附件。

  我們現時並沒有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分區自動櫃員機的有關資料。

(三)如答覆(一)中的數字顯示,銀行分行的數目在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均有上升,儘管其數目在二零一二年稍為減少了21間,但是自動櫃員機的數目在三年間增加了441部(包括並非設於銀行分行的自動櫃員機)。除了銀行分行和自動櫃員機外,據我們了解,由20間持牌銀行聯合組成的易辦事(香港)有限公司,現時亦於超過2 500個商戶銷售點(包括大型超級市場和便利店)提供提取現金的服務。由此可見,銀行業界有採取措施改善市民提款的便利程度。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有關當局一直與銀行業界保持緊密聯繫,研究可行的方案方便市民使用銀行服務,例如透過香港銀行公會轄下的金融服務渠道委員會,與銀行業界就有關事宜交換資料和意見。我們相信,在充滿競爭的營運環境下,香港的銀行應該會採用最合適的渠道向客戶提供服務。然而,銀行選擇在那個地區提供服務和服務的方式,基本上是銀行的商業決定。

(四)根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結果,離島區的人口資料載列於附件。

  銀行在人口較多的離島上均設有分行櫃服務。過去三年於離島設有櫃服務的銀行分行數目載列於附件。

  到訪離島的遊客包括本地遊客和訪港旅客。政府統計處並沒有每年到訪離島的本地遊客人次。至於訪港旅客,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離境旅客意見問卷調查,過去三年的訪港過夜旅客當中,約10%曾在留港期間到訪離島,但我們相信這些訪港旅客對使用自動櫃員機或銀行分行櫃服務的需求不大。

(五)現時離島區自動櫃員機的數目載列於附件。

  我們並沒有離島區全部自動櫃員機使用次數及暫停服務的有關資料。據我們了解,銀行均設有既定的機制,盡量避免自動櫃員機停止服務,詳情請參閱答覆(六)。

(六)如答覆(四)中的附表顯示,銀行在人口較多的離島上均設有銀行分行櫃服務。銀行一般亦設有機制,定時補充自動櫃員機的現金及在假期和節日作出特別的安排,盡量減少自動櫃員機因為現金不足而停止服務。此外,銀行也會監控自動櫃員機的運作,一旦遇上有壞機的情況,便會盡快安排維修,務求盡快恢復自動櫃員機的服務。

  我們充分明白離島居民對銀行服務的需求。金管局一直鼓勵銀行在按商業原則經營業務的同時,顧及市民對銀行服務的需要。金管局會繼續與銀行業界研究可行的措施(包括增設櫃員機),加強離島的銀行服務以滿足市民對銀行服務的需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4/17/P201304170475.htm

2013年4月16日 星期二

通識不能被政治騎劫 (梁美芬)

  最近,教協製作了一批關於「佔領中環」的教材,供通識科自行選用。該教材用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詳盡介紹戴耀廷教授的「佔中」行動緣起、行動原則、行動步驟等。同時,該教材照抄戴教授等人引用的外國「公民抗命」的例子,鼓動師生參與極可能違法的政治行動,因為發起人希望浪費警力,參與者不惜被警方逮捕,卻刻意淡化行動所帶來的刑事法律後果。一言敝之,該教材已淪 為「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宣傳品,被人形容為「另類政治洗腦教材」實不為過。

  筆者收到不少家長和中學生的投訴,認為在修讀通識科時感到徬徨,因為戴耀延有份編審的教材一直鼓吹學生公民抗命,引來不少學生、通識老師及家長的不安。通識科老師不應把這種高度偏激的教材,教中學生去做違法的事。

  教協是香港有龐大影響力的政治教育團體,公然製作「佔領中環」這類高度政治主觀性議題的教材,為「佔領中環」行動解畫,變相向學生灌輸個別反對派政黨的政治理念,難道是為政黨吸納黨員嗎?同時,教材政治偏頗得令人匪夷所思,因為教材並沒有帶出「佔領中環」對社會、交通、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參與者可能會違反甚麼法例與後果,這對一些未成年的莘莘學子負責嗎?另外,教材不斷將違法浪漫化,香港經過多年才樹立的法治形象,港人引以為傲的守法精神毀於一旦。有關教材並沒有提醒一旦有了刑事記錄,一個年輕人可能因此前途受阻,甚至不能再加入某些專業行列,如不能當律師或公務員等。

考試影響自由學習

  今年的中學文憑試通識科有必答題問到立法會「拉布」,說不準,反對派日日鼓吹的「佔領中環」又會成為明年通識科的必答題呢?果如是,那些不熟悉政治議題的教師是否需要事先惡補「佔領中環」,學生亦要熟讀背誦戴耀廷的教材呢?筆者認為,通識科可以教政治,但政治應該只是通識科其中一部分。通識科不能給政治騎劫,更不應將一些富有行動式的政治題目列為必答題,這樣違 反教育理念,只會影響學生自由學習的空間,更會影響不擅長政治議題的學生的升學大學機會。由始至終,我不同意通識是必修、必考,影響學生入讀大學。香港的通識科,在不少外國大學根本不予考慮。

  通識科一旦被騎劫,讓中學生被逼參與討論類似「佔領中環」這類高度政治主觀性議題,甚至無奈地進行背誦,因為要應付考試。筆者認為,香港的政黨應與教育保持適當的距離,否則最後受害的就是一批中學生。總之,通識科應該多元化,不應以必修、必考、強逼學生誦讀。筆者希望政府認真檢討,讓通識科成為老師、同學、家長共同喜歡的科目!

作者: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刊於 星島日報)

誰在開雷曼苦主玩笑?(張華峰)

  早前,正當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股巿單日暴瀉600多點,政府卻同時宣布委任36名專業人士加入金融發展局,名單竟然包括香港雷曼迷你債券(下稱迷債)始創人李建平,並成為拓新業務小組成員。也許因為跌巿過於矚目,傳媒都沒太注意該項任命。但這項任命始終令人看傻了眼,不明白政府為何會委任曾經造成廣大投資者嚴重損失的人士,出任一個這樣重要的職位?

為何委任李建平

  首先,我想事先聲明,我的評論是對事不對人。我跟李建平沒有交往,也不熟悉,更無過節。只是,李建平是廣為香港金融業界所知的「香港雷曼迷債之父」,早在2002年率先在港引入迷債銷售,後來更擔當中間人,將產品推廣至香港的銀行,銷售予香港的廣大投資者。

  當年出事的雷曼迷你債券總值逾202億元,通過銀行銷售與近4.4萬名投資者,本港很多小投資者損失慘重,有些問題至今還未解決。不少銀行存戶當年便因為受到誤導,甚至有將畢生積蓄投資於這項被包裝為低風險,但其實風險甚高的迷債產品,因而蒙受重大損失。而這亦令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名聲受損,銀行業務大受影響之外,更令不少銀行前線銷售人員備受困擾和精神壓力,部分更因此捲入官非。

  由於李建平當年曾親身上陣宣傳,正正被認為是迷債的始作俑者和推廣者。故大家都相信他對於造成香港小市民損失慘重的雷曼迷債事件是責無旁貸的。多年來本港不同媒體都曾當面問李建平有關他在雷曼迷你債券中的責任問題,他都沒有正面回應,也沒有向投資者道歉,更從來沒有否認傳媒廣泛報道他在雷曼迷你債券中的責任。

在苦主傷口上撒鹽

  立法會雷曼事宜小組委員會獲准授權行使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在2009年2月至2011年5月對雷曼迷你債券進行長達兩年多的研訊。但有關研訊主要集中在銀行銷售和政策監管方面,並沒有對迷你債券的始創人進行調查和問責。只是,李建平作為專業人士,是否也應對其專業操守有一番自我解說?

  但如今政府卻委任一位將「垃圾金融產品」包裝成為正常和低風險的收息債券的人士,進入金融發展局可就拓展金融產品提出建議。請問這是否想說政府是「欣賞」這位香港迷債之父出神入化的推銷手法,或是認為他在雷曼迷債事件中沒有錯誤,沒有需要承擔責任?這豈不是在跟雷曼苦主開玩笑,要勾起苦主們傷痛的回憶,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

作為立法會金融服務界的議員,本人認為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認為當局有欠港人一個清晰的交代。要是政府未能向港巿民清楚解釋,便表示當局未有汲取雷曼迷債的教訓,實在令人遺 憾。

作者: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立法會議員張華峰 (刊於經濟通)

2013年4月12日 星期五

釋善意解工潮 免競爭力下降 (林健鋒)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的工潮已經進行了半個月,我早前就促請各持份者心平氣和地溝通,希望早日解決問題,恢復碼頭正常運作,工人重新過上正常生活。過去的兩天,在政府斡旋下,外判商、資方和工人、工會代表終於可以坐下來討論解決方案,雖然未能通過僅有的數次會議完全解決問題,但總算開了個好頭,令如何妥善解決事件露出了一絲曙光。  優勢被周邊港口縮窄    我明白近年通脹上升,生活壓力加大,碼頭工人期望通過辛勤工作獲得更好待遇的訴求;然而近年環球經濟不景的情況影響下,進出口貿易數字出現波幅,營運成本上升加上生意額下降,令碼頭營運商以致外判商都面對一定的壓力。雖然份屬不同工會的工人在這次工潮中有不同的加薪和工作安排的要求,但歸根究柢工人的真正利益所在,是人人有工開,回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狀態。因此,希望某些工會及政客能以工人的根本利益為依歸,切勿以工人的飯碗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    香港一直致力打造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除了有賴於自由港、以及中轉和進口配套便利等一系列良好的基礎設施外,航運法律,港幣自由兌換及簡單稅務通關模式都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地位在一定時間內仍有優勢。然而我們的硬件設施難以再擴大,以及貨源地遠等因素的影響下,加上營運成本上升,我們的優勢將會被其他周邊港口縮窄。    以深圳鹽田港為例,它分為東、中、西港,在二○一二年的貨櫃吞吐量已達到一千零六十六點七萬個標準貨櫃;香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僅是一千七百四十萬個。雖說仍佔有一定的優勢,但鹽田港目前只完成了中港區的貨櫃碼頭一二三期及擴建工程,和西港區的部分泊位建設,東港區仍是處於籌備發展的階段;它們的運作亦會採取國際碼頭營運最現代化模式,廣泛應用機械化、自動化設備,從而降低成本。可以說,從硬件上,鹽田已經充分做好了準備工夫。  航運中心地位受壓
  目前,香港僅有一個深水國際貨櫃碼頭,深圳除了鹽田,還有西部的蛇口港。加上前海地區的發展以及廣州南沙區,廣州港的內河航運競爭,香港的航運中心地位可謂壓力不小。再者,隨近年國際間都瞄準內地市場,和港商出口轉內銷的營運策略調整,航運業的重心向內地轉移是不足為奇的事情;因此,我們不能再蹉跎歲月,應設法增加效率和提升競爭力,否則只能白白看香港的優勢被斷送。

作者: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林健鋒議員 (文章刊於2013年4月12日星島日報)

「一國兩制」下普選特首的一軌兩特徵 (林健鋒)

2017 年特首普選的方式引起社會巨大爭議,中央為候選人資格定下「愛國愛港」的政治底線,並表明不接受跟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這說法被指不夠民主,是有意排除一切泛民人士參選。首先,香港的特首普選是一個城市的普選,不是一個國家元首的普選。

「一國兩制」雖然確認香港最終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權利,但是沒有表示香港可以選出一個對抗甚或曾有企圖或主張推翻一國管治政權的行政長官。

正如美國州長選舉,美國五十州各有不同法律、經濟形態、習俗,但州長不可反對聯邦政府;美國憲法保障國民享有宗教自由,但美鈔上卻印有「In God We Trust」,說明耶教文化在美國根深蒂固。猶他州可以選出信奉摩門教的州長、東岸的麻省可以選出基督教徒州長、懷俄明州可以選出羅馬天主教徒州長,但是我們迄今仍未看到美國選出一個信奉伊斯蘭教或佛教的州長。

以上僅是比喻,說明人人視為世上最民主、宗教信仰最自由的國家,也有一個無形的「體統」。當然,美國憲法沒有說明美國總統不可以是回教徒或佛教徒,但她二百年來都沒曾偏離「In God We Trust」的體統,無論怎樣民主,信仰另類的候選人也無法進入某種門檻。

其次是「一人一票」的問題。綜觀世上一些視為民主程度較高的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也沒有一人一票直選總統或首相的方式。美國總統候選人由黨內選舉團員初選提名,甚至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初選方式也不同,民主黨以黨內選舉團員比例代表制產生總統候選人,共和黨以單票超過多數制;美國並不是由五百萬或一千萬公民繞過兩大政黨直接投票提名。

在英國,國家元首是世襲制,議會分為上下議院,上議院並非由選舉產生,而是世襲委任制,下議院則由地區直選產生,再由下議院內的最大多數黨組成內閣,最大多數黨的黨魁就會成為首相。換言之,不論英國的國家元首或首相,皆不是由國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

香港2017 年的特首普選有兩大基本特徵,港人不可以忘記:一、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涵蓋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央不要求香港特首是共產黨員,不行社會主義制度,但香港不可以僭越中國的主權。

二、2017 年特首普選,早於2020 年立法會普選,也就是說,2017 年的特首,並不以由任何曾輪候執政的成熟政黨,用類似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和工黨那樣各自的預選方式提名為候選人。

香港只有七百萬人口,大小政黨繁多,成立一個政黨,十分自由,以社團方式註冊即可。香港從來沒有過執政黨,理論上,如果沒有某些預選機制,2017 年可以出現無上限數目的特首候選人。

至於負責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日後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如何在《基本法》框架下,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候選人,這兩點社會人士應該聚焦討論。

作者: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林健鋒議員 (文章刊於2013年4月12日信報)

2013年4月8日 星期一

中西醫攜手抗疫 (梁美芬)

  十年過去,沙士帶給世人的陰霾未過,筆者對於當年為市民無私奉獻甚至犧牲的醫務人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可是十年過後,無論是去年底在中東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或是最近內地發生的連串H7N9感染個案,均讓不少香港人再次回憶起十年前驚心動魄的一幕幕。當年沙士期間,本港以及內地的中西醫學專家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對抗疫情:西醫一方面專注處理即時危急個案和拆解病源,中醫則擅長為市民提供增強身體抵抗與免疫力的各種藥方。對公眾而言,面對內地新一輪禽流感疫情的蔓延,相信最希望的就是見到中西醫能再次互補長短、攜手合作。

人盡其才 互補長短

  雖然目前醫管局與非政府機構及本地大學以協作模式,在全港開辦了十七所公營中醫門診診所,但由於未能安排病床或住院服務,故所提供的治療範圍始終是有限的。

  現時本港共有三所大學提供中醫學位課程,眾所周知,臨床實習是培養高質素醫療人員的關鍵環節和必經階段;可是,由於我們缺乏一所正統的、綜合性的中醫醫院,本港中醫科學生一直以來都只能到內地實習,此舉嚴重制約著他們的臨床實踐機會。一所完善的綜合性中醫院,不僅能為病人提供全天候住院服務,更能為本港中醫藥界的教學、科學與臨床研究,提供一個堅實的平台,從而與西醫界產生協同效應,中西合璧互補長短,為對抗新病症共謀對策。

籲多支援中醫藥業

  近年本港公營醫療服務面對人手和資源不足可謂公認的事實。筆者一直認為,政府既然坐擁巨額盈餘,實在應更大刀闊斧地增撥資源予公營醫療系統;但與此同時,中醫藥業界這幾年來一樣是歷盡風雨,問題不容忽視:先是本地中成藥業在適應科學化檢測和註冊上缺乏有效支援,面臨很大困境,繼而本港唯一的賽馬會中藥研究院被逼解散,令業界失去重要科研後盾,再到近期浸會大學前李惠利用地興建中醫院的計畫瀕臨觸礁,打擊可謂一浪接一浪。本港中醫藥業作為一個繼承中華幾千年文化積澱、曾救活無數人的專業,惜一直被排擠於主流醫療體系之外,實在是廣大市民的損失。中醫藥業陪伴香港人成長,加上市場前景優厚,不僅本港市民對中醫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就連內地人對港產中醫藥產品也是趨之若鶩,故不論是從市民的健康角度出發,或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當局都應予本地中醫藥業更多的支援。特首梁振英在年初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以集中研究政策措施,發展中醫中藥業,相信當局對扶持業界發展是有誠意的。

  筆者和廣大市民一樣,最期望看到的就是中西醫學界能在香港互相輝映,為本地的醫療服務開創新局面。

作者:梁美芬立法會議員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 (文章刊於2013年4月9日星島日報)

2013年4月4日 星期四

互諒互讓 解決工潮 (林健鋒)

  航運物流業一直是本港的支柱產業,所謂一興百旺,一個行業的興盛能帶動其他經濟活動,碼頭業務能為貿易公司帶來商機,也養活了不少其他相關從業人員的家庭。然而近年面對周邊港口的競爭,香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排名已從世界第一降至第三,競爭力下跌。政府應居中調停免雙輸 過往香港物流業的成就有賴商家和工人共同努力,但近年環球經濟不景,本港的出口貿易受到很大影響,加上各樣經營成本上升,資方的營運亦面對很大壓力;與此同時,碼頭工人的辛勞亦是值得肯定的,他們的工作是貨櫃碼頭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工人期望有適當的待遇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一旦外圍經濟逆轉,甚或碼頭的日常運作受到工潮的長期影響,令船隻使用周邊的港口或減少來港,則會導致進出港貨量減少,工人工作量減少,如是者對勞資雙方來說都是雙輸的局面。

  其實,勞資雙方都各有難處,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在目前這個困難的時期,更應心平氣和地溝通,互諒互讓。在目前的形勢下,政府亦應扮演居中調停的角色,將其他碼頭公司和相關的外判商等不同持份者也帶到談判桌,在理性環境之下溝通,解決目前罷工、影響碼頭運作等等逼在眉睫的難題。

  時間就是金錢,香港過去一直以效率見稱,如若碼頭的正常運作不能恢復,不知道會導致多少家進出口企業受到影響,也不知會對中小企造成多大的損失,當中損失的不僅僅是碼頭公司、工人和企業。

勞資雙方宜「有傾有講」

  香港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城市,不少日常生活用品、食物都依賴進口,如果碼頭工潮得不到妥善的解決,全港市民都會受到影響。作為市民的一分子,我期待勞資雙方應在合適的場合加強溝通,意見分歧在所難免,不過進一步加深了解,放下對抗的情緒,更能彼此體諒對方的處境,各退一步,自然海闊天空。

  勞資關係是工商界中一個永恒的話題,其實只要「有傾有講」就自然能解決。但今次工潮有見團體和政客刻意將其放大化、政治化,甚至上綱上線到階級抗爭的地步,以求在事件中爭取曝光,為自己增加政治本錢。對政客而言,只是動動嘴皮漫天要價,不論結果如何也沒甚麼損失,但工人卻要將自己的生計押上,香港的經濟亦蒙受一定風險,現在關係鬧到劍拔弩張,最終得益的是誰?

作者: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文章刊於2013年4月5日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