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應是君子之爭

今、明兩年區議會、選舉委員會、行政長官、立法會等選舉接踵而來，區議會選舉的提名期前日剛結束，為「選舉年」揭開戰幔。今年區選形勢空前激烈，各大小新舊政團均積極派員參選，更有不少「政治明星」首次加入區選戰場，為明年立法會選舉的「超級議席」布局。工商專業界在選舉亦較過往進取，由我任召集人的工商專業聯盟———亦有多人參與今屆區選，亦有不少年輕的工商界人士在區選粉墨登場，由工商界走進社區，與各階層巿民更緊密溝通與合作。

暴力問政不利社會發展

工商專業界更投入選舉政治的「熱廚房」，除了配合香港逐步邁向普選的發展之路，更重要是「民粹主義」在社會日漸抬頭，部分政界人士的問政風格更愈趨激進暴力，不利社會的長遠發展。我們希望透過加強工商專業界的理智聲音，有助平衡社會各界別的均衡發展，以香港整體的長遠利益為重。區議會以外，來屆行政長官的選情亦十分緊湊，隨著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辭職考慮參選，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亦將離任「備選」，外界形容兩位「疑似參選人」已相繼入閘。下屆特首肩負帶領香港未來發展重任，候選人及早提出治港理念與政綱，加強與各界溝通，當然是好事，但可惜，特首選舉未真正起跑，針對個別「疑似參選人」的抹黑已率先「出閘」，由安插親信至桃色緋聞等謠言盡出，聳人聽聞有餘，邏輯理據卻欠奉。

近期選舉另一奇怪現象，有所謂「狙擊」之風，除了不同政見的人士對壘，更有不少激進的參選者狙擊「同路人」。這令人想起日本前自民黨首相小泉純一郎在○五年國會眾院選舉，以「美女刺客」狙擊黨內的反對派，雖大獲全勝，但「刺客」上場後未有建樹，幾年後即被民主黨以另一批「美女刺客」擊敗。狙擊成功了，政權更替了，卻未見為日本政經局勢帶來新氣象。

別為「狙擊」忘記「服務」

無論區議會與特首的選舉，相信市民都樂見有競爭，但應是「君子之爭」，候選人可憑其實力、誠信、班底、政綱一較高下，甚至針鋒相對，批評對方的不足之處，但絕不應以抹黑為武器，為狙擊而忘記「為民服務」才是參選的真正目的，令廉潔莊嚴的選舉，淪為散播謠言的政治表演，不但是對民主的諷刺，相信對香港民主發展亦非好事。謠言止於智者，要對抗選舉歪風，最需要巿民心清眼亮，認清事實，理智選出真心為民的候選人。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30日星島日報A14)

反思司法覆核機制

港珠澳大橋工程環評報告一案，昨日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高等法院裁定政府的上訴得直，三位法官一致認同政府的理據，同意在環評條例下的技術備忘，無須做所謂的基線評估。判詞認為，現時的環評報告已經就港珠澳大橋日後對環境影響作出全面的分析，項目倡議人有責任減低工程的污染。

這次的風波，導致工程緩工半年，造成的社會影響尚是未知數，引起社會重大爭議。高等法院的是次裁決，令有關政黨，企圖利用協助普通市民提請司法覆核程序，阻礙工程的圖謀落空。我們期望在有關的法律觀點釐清後，能讓港珠澳大橋及其他受影響的基建工程，盡快復工及上馬，避免工程一再延誤。

政黨濫用求達政治目的

判決過後我們亦應反思，我們香港賴以為榮的司法制度，會否有被某些政黨政團，利用制度的不足之處而「鑽空子」，從而達到一己的政治目的。誠然，司法覆核是香港公民的權利，但有一個大前提，不可由反對政府成慣性的政黨騎劫和利用。即使在西方國家，司法覆核也有不同的細節和技術限制。例如英國國會通過的法例，就不能夠由任何公民提交司法覆核。國會法例有所謂「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議會主權大於司法覆核之權。英國加入歐盟之後，司法覆核的狀態也因而改變，許多法例受到民間團體，繞過英國司法部門，直接向歐盟法庭提交司法覆核。

歐盟的人權法，許多條款凌駕於英國法例，不但拖延了政府工作效率，甚至對國家安全也形成威脅。譬如嫌疑的恐怖分子，不能任意逮解回原居地，歐洲的人權觀念，比英國的國家安全法更重要。恐怖分子疑犯的許多人權律師，卻利用歐盟的人權法律保護下，動不動就挑戰英國警方和法庭，民意大感不滿，國家安全蒙上陰影，尤其拉登被殺死之後，餘黨明言以倫敦為主要目標。

香港法律賦予市民有司法覆核的權利，是為了制衡政府，不使權力過大，不等於同時促成司法獨大，放任「小百姓」挑戰大工程，形成民粹的隻手遮天。司法覆核不應該「政治化」，更不該由任何政黨公然把一些基層市民推出當「司法傀儡」，此例開後，恐怕日後類似事件無日無之。有些政黨指責特首任內一事無成，放任「地產霸權」，當政府想著眼未來，推動一點地產經濟之外的建設工程，同一個反對勢力又指使一個基層草根老婦，任意推倒一項能加快中港融合、國務院「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要環節工程，政府勢弱，請捫心自問，又是誰造成呢？

司法政治化市民變傀儡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人士口口聲聲指控警方濫用權力，自己同時卻一樣在濫用司法覆核的權力。尋求司法覆核、對抗港珠澳大橋的基層老婦，利用現時司法覆核程序的漏洞，轉介法援處，然後自己可以選擇律師。眾所周知，「同情草根階層」的律師或大律師是屬於哪一兩個政黨？其中大量利益衝突的嫌疑，不是很明顯嗎？

司法覆核的制度保留，絕對有必要，因為這是《基本法》確定的公民權利。然而，也有必要防止某些政黨結合民粹勢力騎劫司法覆核制度，令司法覆核變成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成為阻礙經濟建設的惡性機制，也就是說，政府如不檢討司法覆核委派律師的制度和方式，無疑是大開公帑方便之門，供養一些與政黨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民粹律師。

除非司法覆核經循法援署審核，即使批准，也應由法援署指派律師。又或退而求其次，律師人選，以公正的抽籤方式決定，這樣才可以確保司法覆核在專業和中立的軌道上展開，而不是成為任何黨派對付特區政府管治權威的武器。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28日星島日報A16)

管治亂世穩中求變

下任特首應該具備什麼條件？最重要是宅心仁厚。一個仁德君子，自然謙卑自省，縱使面對挑戰與責難，都處變不驚，磊落光明。包容異見，謹慎行事，自然能凝聚人心，也就自然會有好的團隊，共建香江。

最重要是宅心仁厚

香港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動局面，美中兩國較勁風雲詭譎，變幻莫測，美國向中國發動匯率戰爭，國債評級下調，中國本已經濟過熱，產能過剩，遇上美國經濟用兵，危機也眼看一觸即發，香港身處中美夾縫之間，風高浪急，很難想像能夠毫髮無損。下任特首上台，可以說，正遇上一個危急的關頭。

中國歷史有一種奇怪的潮流，即指出整治亂世，需要手段強橫的人物，而胡亂吹捧強權及強勢手段。例如歷史上對於曹操的評價，就是亂世奸雄。他雖然統治了強大的魏國，但是在強大的國力背後，曹操帶頭敗壞了東漢以來的道德風氣，以強凌弱，背信棄義，寡廉鮮恥。而曹魏朝廷亦培育了司馬懿這樣的人物，最終曹操父子打下的江山亦被司馬父子篡奪，可以說曹操是養虎為患，自食其果，結果亦導致了往後百年的動盪局面。

中國歷史的記載，傳統上重視領袖個人的「有為」，被吹捧最多的，譬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似乎功業彪炳，但實際上其功勳卻是建立在國民的連連戰禍之上。這種傳統的觀點，早已經不符合現代文明的潮流。

香港是否需要一個力求「大破大立」的特首？值得香港人深思。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時， 亦鼓吹Change，以變革為口號，結果上台後各樣選舉承諾未能落實之餘，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持續高漲，赤字和債務負擔沉重。由此可見，變革的決心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

香港現在面臨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局面，即使一個力求變革、手段強硬的人士上台，將現有成果全部推倒重來，又豈是香港能承受得了的？世道已經夠亂，特首人選應求亂世的中流砥柱，不一定是添亂的「變革」者，他來自社會的哪一個階級並不重要，但要善於聆聽和溝通，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對公務員有統領的道德感召力，以寬厚之心，兼容並包，吸納意見。

須由殷實的君子出任

香港目前民粹主義有抬頭跡象，傾向民粹便可撈取政治資本，但這是否就符合香港利益呢？有意參選的候選人，應該切合實際，腳踏實地，切忌製造虛假與空洞的期望，以空頭支票取悅市民。下一任特首要為2017 年普選作平穩過渡，須防範其任內香港民粹化，因此新任人選必須求以穩健，而不可取嘩眾取寵者，一旦未來5 年內，社會的民粹情緒釋放，香港將在2017 年普選之後走上如台灣那樣的不歸路。

香港下一位特首，須由殷實的君子出任，不必「巧言令色」，但要情感真摯，對社會有凝聚力，保持涵養與風度。正如金庸武俠小說描寫，俠之集大成者，是外表憨厚老實，其實感情深沉的郭靖，而絕非油嘴滑舌，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韋小寶。

新任的特首將會是臨危受命的人物，成為鼓舞人心的象徵，而不是爭拗的焦點；如今他再度面臨危機關頭，須接受更大的使命，知悉市場所需，亦了解民間疾苦，我們期待他的忠厚仁愛，能為香港開創平安與幸福。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27日明報)

來屆特首穩健為先

下屆行政長官選舉的競爭形勢日漸清晰，兩位「疑似特首候選人」的一舉一動近日均受傳媒密切注視，一場特首選舉戰看似已蓄勢待發。不過，選特首並非只看鏡頭前是否曝光足、理論多，大家更應理智冷靜地考慮，香港未來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特首？

香港的經濟目前尚算穩健，但國際經濟局勢正是山雨欲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警告，預計各國經濟將放緩，全球經濟進入新的危險時期，徵兆俯拾皆是。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個歐洲國家的債務危機仍未見解決的曙光；美國剛宣布推出「扭曲操作」政策，挽救當地疲弱的經濟，會否繼續拖累全球難以預料；中國雖發展勢頭理想，但面對經濟過熱、產能過剩難題，近期內地大批中小企面臨經營與融資困難，對香港經濟或產生連鎖影響。

香港正身處於各國形勢劇變的夾縫之間，風高浪急，來屆特首可能一上場已需應付嚴峻的危機。因此，特首人選必須熟悉政府及公務員體系的運作，兼有行政、立法經驗，並對金融工商各界及經濟形勢有深厚認識，減少新政府班子的磨合時間，才能盡快企穩陣腳，帶領香港迎難而上，轉危為機。

急於求變反進退失據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正面臨經濟轉型、貧富差距、階級矛盾等難題，的確有改變的需要，但絕非是急於求變，把一切推倒重來、破舊立新。就像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時以「變革」為號召，但遇上全球經濟逆轉的客觀環境，加上管治經驗幼嫩的領導團隊，連眼前危機亦無法完全駕馭，推行改革更是力不從心，縱有滿腹大計，最終只淪為空洞無力的口號。

中國古代智慧已提倡「治國之道，在於猛寬得中」，香港需要的是穩中求變，保持固有的發展基石，再循序漸進，而非不切實際與遙不可及的期望，故特首人選應是亂世的中流砥柱，經得起風浪與考驗，力求變革者若過猶不及，反而添煩添亂，令香港進退失據。

所謂「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個敵人多一道牆」，香港社會日趨複雜多元，各界別與階層均有不同的需要與期望，有時甚至產生矛盾。下任行政長官及其團隊需要的是宅心仁厚，謙卑自省，兼容並包，擅於聆聽和溝通，對公務員有統領的感召力，經常接觸不同階層，致力保持社會的平衡發展，與香港人攜手向前邁進，建立理想家園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23日星島日報)

歐美低迷中國「發圍」

在全球可能面臨另一波金融危機下，作為重要新興經濟體，中國的態度與行動顯得重要。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夏季達沃斯論壇發表重要講話，說中國相信歐洲能克服經濟困局，但明確指歐洲應在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上表達「誠意」。溫總指出，「按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到二○一六年將獲全球承認，早幾年表示誠意，是一種朋友對朋友的關係。」

溫家寶雖沒有暗示中國會否買歐債，但很多分析都將這番言論解讀為他主動出招，作為中國開出協助歐洲紓緩債務危機條件。歐洲面對困難，溫家寶表示中國願伸援手，加大對歐洲的投資，弦外之音，是釋出善意，歐盟應有所表示，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促進雙方關係。歐盟會否調整立場，相信在下月溫家寶與歐盟領導人會晤時或現端倪，也許屆時中國如何協助歐洲紓緩債務，是否購買歐債意向會較明朗。

有一種看法不贊同中國買太多歐債，認為歐洲當前問題在於各國沒改革意願和方案，盲目買歐債，充其量只是「濫好人」，其實幫不上忙。我同意今天的世界需要的不是「濫好人」，而是有改革意識的人及國家。依賴中國打救全世界，是不切實際的。正如溫家寶所講，發達經濟體要真正負起責任，妥善處理債務。

由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組成的「金磚五國」，下周亦將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年會，討論聯手救助歐洲，可謂「風水輪流轉」，可見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實力的此消彼長。

香港具潛力為祖國助推

無論在中國是否出手救歐洲，抑或持續多年的達沃斯論壇裏的「中國熱」，都顯示中國在世界經濟秩序的角色愈發重要。溫家寶在達沃斯論壇開幕致辭說，「對中國經濟未來，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對此，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心中是有數的。」事實上，從世界經濟論壇決定將達沃斯一分為二，將夏季達沃斯永久地落戶中國，已說明世界主流經濟界對中國經濟發展一致看好。歐美經濟低迷、危機重重，中國恰好可以提高在世界經濟舞台話語權，香港亦具潛力為國家發揮助推力。

國家「十二 五」規劃是經濟轉型升級藍本，同時也為香港未來經濟帶來新機遇。「十二 五」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內地經濟增長動力來源，將從過去側重「出口」、「外商投資」等，轉而加強「內部需求」、「走出去」等。本港企業在中國下階段發展中，要因應內地經濟生態轉變調整策略，抓住機遇。例如內地推動「走出去」戰略，引導各類企業開展境外投資。亦有「引進來」，引導外資更多投向現代農業、高新技術、新能源等，同時鼓勵外資以參股、併購等方式參與內地企業兼併重組。香港可強化服務平台功能，除了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外，各項專業服務、人才等亦可因應內地發展，擴大專業範圍。總而言之，香港和內地應發展更好互動關係，在未來世界大潮流中共謀發展。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16日星島日報)

公允評價警隊工作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早前訪港，宣布三十六項支持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新措施，但好事多磨，社會輿論焦點卻在保安及採訪安排上，爭議多時仍未平息，下周一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將再次討論問題，當天是中秋佳節，但議會內卻未必一團和氣。

當局是次安排雖有未如人意之處，但把原因統統扣上「打壓示威」、「政治獻媚」的帽子，進而抹殺香港警隊一直盡忠職守與專業的表現，少數人甚至以難聽的「走狗」、「鷹犬」來譏諷警員，實在有欠公允。

警員雖然不是每天都槍林彈雨，但他們執行任務時面對的風險難以估計，如日前警員處理企圖自殺事故，卻變成當事人持刀襲警，警員需開槍自衛；上周有警員調查男子倒斃寓所，突然被死者父親割傷面部而受傷失血，警方日常處理的案件都如此凶險難測，更何況是國家領導人的安全呢？

保護政要壓力甚高

警方已解釋，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適逢深圳舉行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疆獨分子可能趁機發動襲擊，絕不能掉以輕心。李副總理三天的緊密行程，最終平安而順利地完成，因而批評警方的保安過嚴，未免有點事後孔明。警方在事前只能依據當時的資訊，作出風險評估及部署，卻要盡力做到萬無一失，保障政要安全，當中的難處及壓力實不足為外人道。

香港不時有外國及國家的元首到訪，警方有絕對責任保障政要安全，並非只為李副總理而設。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近日提及，九八年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訪港，當時有數以百計的美方人員參與保安工作，特工貼身保護克林頓，本港警員根本不能「埋身」，而且總統到訪之處均需嚴密封路、搜查與安檢，連酒店對開的維港海面亦要封鎖，美方更曾要求在金紫荊廣場附近設置反導彈系統，最終因技術上不可行才作罷。

除了政要的人身安全，確保活動不受干擾及維持公眾秩序，亦是警方責無旁貸的。○七年澳洲雪梨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在會場周圍築起五公里的鐵欄「長城」，正為防範激烈示威及暴力衝突，干擾會議進行。事實上，近期香港的示威活動愈趨暴力，上周示威者搗亂替補機制論壇正是例子，若警方明知極大可能出現激進示威，令場面出現混亂、甚至失控，難道不應及早作出防範？

當局與警方是次的保安及採訪安排，確有值得商榷和檢討的地方，但持分者不但是傳媒與示威者，亦要平衡政要安全、主辦活動各單位、公眾秩序、巿民等多方面影響，大家若能從不同角度去看事件，多點體諒，少點謾罵，理性探討應如何吸取經驗與改善，更能彰顯香港言論自由的精神。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9日星島日報)

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暴力

從近日的媒體和社會言論中不難發現，一些批評指責警方就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保安安排過於嚴密，是「警權過大」。批評指警方沒有尊重香港人擁護的核心價值，包括言論、集會、示威的自由。我認為，大部分香港人在擁抱和保護這些核心價值的同時，亦盼望香港社會在一個和平、理性、和諧的大環境下平穩發展。

打著自由旗號挑釁執法

然而衝擊香港核心價值的，卻正正是整天以爭取民主自由自居的部分極端民主派人士。政府周四晚就立法會遞補機制諮詢方案召開公眾論壇，聽取市民與各界人士的不同意見。這本應是一個良好互動的交換意見場合，卻被包括社民連立法會議員在內的近百名示威者衝擊、搗亂、破壞，不但致使論壇被逼中斷，更令維持秩序的保安員以及與會人士受傷。對這種暴力行徑，我相信並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同，必須予以譴責。

根據媒體報道所指，本周四晚上，近百位沒有取得門票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成員，包圍在公眾論壇舉行的地點科學館演講廳的門外。在論壇開始前先以雜物投擲入場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後又撬門衝入會場，以手壓逼保安員的頸部，大力推撞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霸佔講台，毀壞附近設施，與與會人士互相指責對罵，場面十分混亂。事後，更有示威人士砌詞狡辯，指並沒有計畫衝擊會場，如果當局一早安排他們及早進場，眾人便不會硬闖。然而，衝擊會場的帶頭人士是穿起黑衣戴面具，其阻擋保安員的手法比保安員更加專業。這些人士的行徑，已經遠遠超出和平示威的範疇，更令我聯想到這些暴力行為，與近日在英國參與騷亂的暴徒有何區別呢？

這樣的暴力行徑，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這是一次沒有預謀的和平示威活動；而是有關政團打著言論自由、示威自由的旗號，一次又一次地挑釁警方的執法，一次又一次地挑戰社會的接受底線。這些暴力行為，已經由最初議會內的擲物、掃台；延伸至如今議會外的衝擊官員、霸佔道路、擾亂社會秩序等行徑；然而他們仍以道德高地自居，將警方正常的維持公眾秩序的工作，抹黑為政治逼害、政治打壓、抹殺言論自由。而昨日發生的一幕，正正顯示哪些人才一直蓄意破壞本港治安秩序，亦顯示了警方盡全力維護法紀的重要。

香港是自由民主開放的法治社會，以包容、尊重的態度來對待不同的意見。市民都十分珍惜這樣的環境。然而，一些人一方面高舉爭取民主自由的旗幟，另一方面卻以暴力衝擊法治的做法，不是自相矛盾嗎？以暴力行徑換來的，是香港市民所追求的核心價值嗎？

林健鋒立法會議員經濟動力成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3日星島日報)

日本「短命首相」之啟示

近日打開報章，不時出現「下台」二字，警方處理國家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的保安爭議餘波未了，有政黨及示威人士大呼「一哥下台」；另邊廂，有港大的學生及校友要求校長徐立之「下台」；掀開體育版，英超聯賽曼聯「大炒」阿仙奴八球，球迷怒吼領隊雲格「下台」；再看國際新聞，利比亞局勢持續動盪，多國領袖呼籲「狂人」卡達菲「下台」。

政策難執行被穆迪降級

近年來，無論國際至香港社會，由政界、學界至體育界，「下台」之聲此起彼落，但數近代「下台」最多的人物，相信非日本首相莫屬。日本國會日前通過，由原來財政大臣野田佳彥接任首相，成為五年來日本的第六位首相。

日本受地震困擾，當地政壇亦經常「地震」，由小泉純一郎於○六年辭任以來，已歷任來自兩個政黨、共五位首相，大多在任不超過一年，剛辭職的菅直人出任首相達十四個月，已是近年的紀錄，難怪不少人預計，新任的野田佳彥亦逃不出「短命首相」的結局。國民對日本政壇震盪就像對地震一般熟悉，甚至已感麻木，故再次換首相未有對社會民生造成大衝擊，但豈會毫無影響？就在菅直人辭職前幾天，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宣布下調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日本頻繁更換首相，妨礙政策執行的一貫性，令政府無法實施有效經濟政策。日本多年來的經濟發展呆滯，更面對地震災後重建、匯率上升影響出口等難題。首相更替如走馬燈，嚴重影響政府推行長遠政策，無法對經濟發展作出規劃，亦對外交事務造成不穩定。結果政府只能透過大額注資救巿等手段，希望盡快見效，卻令政府更依靠發債融資。目前日本債務已增至國民生產總值(GDP)兩倍以上，但今年第二季GDP仍錄得負增長，更連續三季下降。

此外，日本首相走馬上任彷彿已成慣例，不止反對黨派虎視眈眈，伺機拉首相「下台」，執政黨亦內耗不斷，為登上首相之位互扯後腿，甚至「逼宮」，又如何組成上下一心的內閣團隊，帶領日本走出經濟低谷？

只呼「下台」非治本之舉

日本首相更替之頻繁獨步國際，當然有其歷史背景與前因後果，但客觀結果就是，首相「下台」不見得能開出新氣象，反而加劇內外交困的局面。我認同，每句「下台」呼聲背後，都充滿發聲者的不滿與怨憤，亦代表問題與不足，我們須正視這些訴求，進行檢討與改善。然而，若只執著於「下台」與否，將令事件焦點旁落，容易變成對人不對事，動輒要求他人「下台」，更會令這嚴正的控訴「貶值」，淪為發泄的口號，無助於尋求改善之策。叫人「下台」十分容易，但這是否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9月2日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