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最低工資

最近西班牙及希臘爆發大規模反緊縮政策示威，群眾更與當地警方爆發激烈衝突。眾所周知，導致西班牙及希臘民眾不滿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失業率高企。以西班牙為例，失業率高達二成四，青年失業率更達五成二。為何西班牙青年失業率會如此的高？早前有報道指出：「西班牙規定凡是實習生及學徒，拿取的薪金都不得少過全職人員的六成，同時工作量卻不得多於一般員工的八成五。如果一個普通員工每周工作五天、月入一萬元，那麼實習生就只需工作四天左右，但拿取起碼六千元收入。」在這樣的條例，加上風高浪急的經濟環境下，又有多少企業肯花高的價錢去聘請和培養缺乏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呢？

研究報告成謎檢討倉促

反觀本港，現時本港十九歲至二十四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十點九，雖然未如西班牙般嚴重，但亦需引起我們的反思。特別是本星期通過了最低工資檢討，最低時薪由二十八元升至三十元，會對本港的經濟情況，對青年人就業情況、整體失業率以及通脹帶來甚麼影響呢？作出三十元這個標準的根據又是甚麼呢？是政治的角力還是有充分的統計數據支持呢？我們不得而知。

令業界更擔心的是，最低工資實施一年多以來，我們往往聽到的「錄音機」式回應是：「運作順暢，對經濟影響不大。」然而，作出這樣的結論是基於甚麼研究數據支持呢？究竟最低工資實行一年多以來，所引發的漣漪效應有多大，對香港競爭力的影響有多少呢？我相信政府一定有去搜集相關的數據，為何政府不公開研究報告，又匆匆檢討最低工資的水平呢？

憂保障作用反變雙刃劍

最低工資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工資下限的指標，保障基層勞工而不影響勞工市場的自由運作。但調升最低工資，往往會令僱主，特別是中小企考慮精簡人手，淘汰低技術、低勞動力及缺乏工作經驗的員工。這倒頭來是讓基層勞工得益，還是令他們被勞動力市場淘汰呢？更令業界擔心的是，政府近年引入不少不利營商環境的新法規及措施。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在現今環球經濟風雨飄搖的情形下，企業不僅要擔憂生意額、營運成本，還要處處提防各樣的法例法規，這對廣大企業而言，是雪中送炭呢，還是雪上加霜呢？

我希望政府應慎重考慮推行任何政策對社會和企業的影響，特別是中小企的承受能力，避免香港重蹈希臘、西班牙的覆轍。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2年9月28日星島日報)

「標靶式」打擊北區水貨活動

北區水貨活動引發民怨，大量水貨客佔用街道及交通工具，增加出入境負荷，抬高北區物價等，已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及社會秩序。近日有網民發起「光復上水站」行動，反映此水貨亂象成為中港矛盾的新火頭，港府必須盡快制定有效措施應對。

濫用出入境機制生亂象

香港是自由貿易社會，貨物流通量高，水貨活動被視為部分基層市民自食其力的方式，本是一種無可厚非的經濟活動。不過，近年開放個人遊後，內地水貨客增加，目前內地個人遊的「一簽多行」，本意是方便出入境，吸引內地旅客來港帶旺旅遊業，但有關機制顯然被水貨客濫用，便利了頻繁帶貨過關活動，導致北區水貨亂象，影響北區居民基本生活。

有建議指內地當局應收緊個人遊政策，限制內地自由行同日內出入境最多一次。表面上，這做法對正常個人遊沒有影響，同時打擊水貨活動。然而，從水貨客組織的角度看，即使水貨客不能一日帶幾次貨，其背後的大判頭想必不會坐以待斃，他們為了維持每日的貨運量，會化整為零，招募更多水貨客兼職，結果只會令更多水貨客逼爆上水，弄巧反拙。

加強行政執法雙管齊下

打擊水貨活動措施必須對症下藥。從行政手段出發，港府應與深圳當局加強溝通，掌握頻繁出入邊境人士的相關資料，抽出懷疑濫用「一簽多行」人士，將經常一日過境多次，而沒有正當職業的內地人列入黑名單，待下次相關人士再過關，不要輕易批准，加緊檢查一天內多次往返者所攜帶貨物，超額者須徵稅或扣查。對於內地水貨客，可以涉嫌從事非法黑工為由，拒絕其入境，內地公安部門亦可以取消簽證以示懲罰。

另外，政府過往亦有相關措施，只須加強執行即可。例如警方打擊水貨客阻街行為、食環署會增加人手清理水貨物品及巡視市容整潔、港鐵加強檢查旅客行李大小等，已能有效針對處理水貨客問題。政府在本周初宣布六招打擊水貨客後兩日，警方及入境處便在上水拘捕多達一百三十名內地包裝黑工及水貨客，更把被捕人資料轉交內地部門列入黑名單，禁止他們兩年內再來香港，打擊源頭分貨活動。可見要解決水貨客問題，只須貫徹執行直接有效的方法，效果便立竿見影。至於疊架屋及有反效果的方法，則不宜採取。

水貨客問題是中港兩地經濟加強往來過程必然出現的現象，應該在不限制真正來港自由行人士的情況下，「標靶式」針對濫用「一簽多行」的情況，加強打擊，以確保北區民生及社會秩序受到保障。

作者：經濟動力發起人林健鋒立法會議員 (文章刊於2012年9月21日星島日報A16)

對立造成分化

香港一直為多元共融的文化感到自豪，這裏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我們尊重各種立場的人，接受彼此的差異，而且能夠融洽地相處。不過近年來我們的社會對這種包容愈來愈少，反而有人認為不同的身分必然存在對立，這種對立更是要打倒對方才算作勝利，這樣的後果只會令社會日漸分化。  影響理性思考難看清真相  市民與政府的對立、中小企與大企業的對立、窮人與有錢人的對立、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對立、僱員與僱主的對立、保育與發展的對立、泛民與保皇的對立……這種二元分化，可以最短時間分清敵我，因為旗幟鮮明的塑造一個敵人，所以自己一方為了抵抗敵對勢力，便要團結一致，集中力量。  過於強調對立，甚至將情感傾注入這種對立之中，有時會影響我們的理性思考，也會看不清楚真相，缺乏互相理解的空間。世界上大部分的事不是這麼簡單二分法就可以分得清清楚楚，民主多元，除了只看黑與白，也看當中深深淺淺的灰。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差異，可能是不同的角色、困難、經歷、價值觀等等，加上許多事情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並不是分成兩邊就能概括得到，更不應將所有不同看成水火不容，要以對立抗爭的形式對待差異。  抗爭非唯一解決方法  就像中小企與大企業是否必然存在對立？與其說惡性競爭，不如說是分工合作，大企業的資本和力量較大，可以負責行業內一些大的需要，甚或引領行業走向，而大企業也不可能所有環節自己負責，需要分拆不同部分給其他中小企負責；中小企靈活多變，效率迅速，正因規模較小可以提供更加專業的服務，補足市場上大企業做不到的地方。舉例來說，我們也知道現時商界盛行將服務外判，中小企和大企業能夠各取所需，對雙方都有好處。  劃分敵我對立，挑起各種矛盾和爭端，並且放大這種敵對關係，事事要贏，不容退讓，根本無助事情的發展，也缺乏了理性討論溝通的空間，這種分化不利於社會進步，也不利於我們每個人的福祉。  我們需要時刻留意，要檢視自己的思維想法有沒有陷入這種二元對立之中，有沒有客觀理性地認清事實，也要明白抗爭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方法，尊重和溝通才是我們所擁抱的價值。

作者：經濟動力發起人梁劉柔芬女士 (文章刊於2012年9月7日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