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推動，終於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因為思維過程草率，條文粗疏，經濟學者和本港中小企商界早已警告：強行為最低工資立法，不顧全球獨特的低稅制，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盲目移植「西方那一套」，必然焦頭爛額。
最低工資既以「工時」(Working Hour)計算，定義非常簡單：以每小時計，薪資是工作的小時，而不是進食和休息的小時。正如銀行業務也必定詳細界定工作日(Working Day)。所謂工作日，即指銀行上午九時半開門到四點半關門的星期一至五的周日，而不指星期天或公眾假期。
盲目移植「西方一套」
世界各國的最低工資法例，定義早有共識，即使用For hours worked，即全由工作佔據的時間方算入薪酬。英國在守則中訂明，除非勞資雙方在合約中另行說明，午膳時間方以「工時」計算，法國也沒有訂明僱員享有「有薪飯鐘」，當地勞工法例如(LeCode de Travail)，也列明時薪不包膳食。
最初立法規管最低工資，既以工時為單位，從語文的常識邏輯推論，「時」以「工」領，「工」以「時」計，這兩個字的意思，只是最起碼的認知常識。但特區政府由於恐懼民粹的道德審判，既要迎合民望，硬生生移植最低工資薪酬的立法，在休息和午膳的時薪問題，含糊其詞，只推給僱主，呼籲「僱主與僱員自行談判解決」。這就像「打開了一罐蟲」(To open a can of worms)，無了期的紛爭與煩惱，當然接踵而生。
喊口號鼓動民意容易，收拾爛攤子難。政府的重大疏忽，是沒明確表述，最低時薪在法理上不包括膳食與休息，將來這方面的討價還價，是勞資雙方的民間人情，而不是政府的法理。少做了這一道手續，張建宗自行走上火，支吾以對。要僱主拿出「良心」，憑道德和善意，向僱員高抬貴手，恤老憐貧，若這樣的道理行得通，這個世界根本不需要任何規管經濟行為的法例。
如果向僱主的善意呼籲就可以取代法律，那麼地產商的發水樓，也不需要政府來「指引」，香港也不需要一個消費者委員會來為市民仲裁，使他們免遭生產商的宰割。政府的責任，不是祈求僱主拿出良心，是在立法制訂最低工資時，早就明確說明：最低工資只包工時，不包膳食和休息，更不包星期天和公眾假期，宣布：如果這是香港的工會或民粹政黨所熱烈要求，而又在低層打工仔中取得共識的政策，那麼特區政府只有樂意奉陪。
話沒有說在前頭，特區政府逃避責任，適得其反，道德審判，張建宗沒有盡政府的職責，連行政會議召集人也推波助瀾，一見點起火頭，挑動內亂，自己當逃兵，一閃了之。特區政府近年施政的毛病，是一摸腦瓜就大幹快上，飄浮在民意的巨流上，任何「派通街」的民粹政策，只知一味逢迎，倉促推出，完全沒有考慮其中的技術細節和社會效果。
例如西方流行的最低工資，又哪裏有特區政府一眾平庸官僚，一拍腦袋就通過的二十八元之簡單？日本的最低工資分為兩種，消費業和製造業的最低工資不同，因為站在崇光的冷氣化妝品部做售貨員，比在汽車廠裝配零件舒服一點。日本政府向全國僱員申報：最低工資不包括車費，也不包括年終花紅和小費，這些額外的員工收入，必須另訂規章，獨立實行，不可混在最低工資裏，由僱主任意取消。
民粹主義福利堵塞至勞傷
愛爾蘭的最低工資，是時薪七點六五歐羅，不過條件是先以年齡劃分：十八歲以下的少年僱員(指法定年齡十六歲離開學校的中學畢業生這個階層)，最低工資只有一點○六歐羅。十八歲以上出來社會工作，第一年的最低工資只有二點九二歐羅。英國也不一樣：十八歲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僱員，最低工資為四點九二英鎊，二十一歲以上，最低工薪為五點九三英鎊。英國人算得雞零狗碎，為何不「統一」為五鎊或六鎊，或那七八便士也加在統一的整數裏，以方便運算？這自然與英國早年不行十進制、行一加侖等同十六品脫的古怪思維有關，這就是不同的國情。
香港既然貧富懸殊，天水圍的貧民較多，最低工資也可以參照美國和加拿大各州省標準不一。譬如留在天水圍內工作，由於不必負擔車費，也因應區內普遍平均的低收入，可以不必釐定為二十八元，比居住在港島、在灣仔上班的低收入族多算一兩元，或減少一元幾角。最低工資不是二十八元時薪的一刀切，各國都按照本身的經濟狀況，為不同的經濟地區、年齡階層，算出一條複雜的方程式，然後又要消耗大量行政資源，核實執行。在這方面，特區政府十三年頭腦簡單的官僚，有沒有經驗和足夠的智商？
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動脈血管，早已因民粹的社會主義福利政策堵塞至盡，不但血液不流通，思想也蒙蔽不暢，這樣的勞傷，請問從林瑞麟到劉兆佳，你們的病治好了，香港的絕症呢？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議員 (文章刊於2011年4月9日星島日報及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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