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愈推愈亂

政府在本周一宣布，「特事特辦」為外判商補貼最低工資實施後，涉及的工資及強積金差額，並要求外判商日後計算最低工資時須包括休息日，逾四萬名外判工人因此將加薪二至四成，他們固然高興。然而，當局慷納稅人之慨當起「良心僱主」，提供數億元的補貼及有薪休息日，這「帶頭作用」對業界卻造成極大壓力。

粗疏卸責一公司多制

有清潔外判商告訴我，若計及飯鐘及休息日，員工平均工時薪酬將高達三十五元，但公司同時服務政府及商業客戶，政府肯承擔休息日支薪的成本，商業或屋苑客戶卻未必願意或無能力負擔，公司實在難以自行承擔額外兩、三成的薪金開支，屆時出現「一公司多制」，非政府合約的職位福利較差，或出現「逃亡潮」，他們的運作將大受影響。

此舉對其他企業亦造成極大無形壓力，尤其清潔、保安等同業，若不跟從付出有薪休息日，不但被標籤「無良僱主」，聘請工人時亦難以競爭，大型企業或可捱得住，把成本轉嫁消費者，結果令服務費用上升，中小企則捱得一時得一時，否則只好關門大吉，連累一批弱勢勞工失去飯碗。

我並非反對是次政府「特事特辦」提供補貼，因為外判商與政府簽訂合約時，根本未有最低工資的限制，這與通脹、材料價格波動等巿場風險不同，最低工資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干預勞動巿場，因此由政府承擔差額實屬合理。

然而，《最低工資條例》早於去年七月通過，當局近期才發現外判商、院舍買位及政府資助機構亦受最低工資影響，可能因成本飆升而無以為繼，局方七個多月來卻一直「矇查查」。我認為，這反映出當局處理最低工資一事上的後知後覺與粗疏卸責。

為何說當局粗疏卸責？在討論最低工資定於時薪廿八元時，各界一直共識是以「工時」為基礎去計算，並不包括飯鐘及休息日的薪金，《最低工資條例》亦未有列明兩者需要計薪。但勞工界施壓把飯鐘及休息日加入最低工資的方程式，當局對此卻態度曖昧，閃爍其辭，一直未有明確澄清，法例只要求僱主按工時計算最低工資，只不斷重申應按合約行事，徒使問題變得更複雜。

經濟學者斥弊多於利

僱主與員工早於最低工資立法前簽訂僱傭合約，現時當局要求僱主按舊合約條款，卻用新工資水平來計算薪酬與福利，又是否公平？就像乘的士，若司機上車時只告訴你，車資是按車程里數計算，下車時卻突然要求多付冷氣費、燃油費等，相信做乘客的都會感到「上錯賊車」。當局在飯鐘及休息日的計薪爭議上，不但推卸責任，更有如把最低工資變成兩級制，飯鐘及休息日計薪的便是「良心最低工資」，按法例要求訂立的卻成了「無良最低工資」，尤其對無力負擔的中小企不公平，陷中小企僱主於不義！

政府一邊推動《競爭法》，另一邊最低工資卻變相成為部分低技術行業的「進入巿場門檻」，門檻更不斷提高，衝擊香港向來以靈活彈性見稱的營商環境，推高本地的生產成本，更令勞資關係趨於對立與僵化。不少經濟學者批評最低工資原意雖好，卻弊多於利，正是「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好心做壞事。

作者：經濟動力林健鋒議員 (交章刊於2011年4月15日星島日報)